□常永坤

亲爱的父母先后长辞人世，而我时常恍惚间仍感双亲一如往常就在自己身边，或者还在他们居住的老家。

小时候被父母呵护，长大了被父母牵挂，自己当了爸爸、当了爷爷还被父母惦记，曾让我倍感幸福。哪怕后来我也被人以“老”称呼了，但在父母眼里，我再大还是个孩子。这种积年沉淀下来的情感，让我的生活习惯一时适应不了没有父母的日子。

父亲比母亲去世得早，他生前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手机。后来，老家里装上了座机电话，母亲也有了自己的手机，平时不打电话，她就用它看时间。虽然不常用，却也让经常一个人在家的母亲少了些孤独。

母亲过世后，在安葬她的骨灰时，我们将她生前喜爱的手机放到了骨灰盒边。那是她用得最多的物件，于我们来说，还希望能像过去一样，在冥冥中与母亲通话。此后一段时间，我有时还会习惯性地拨打母亲的手机号码。而每次“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”的机械回应，都会让我伤感惆怅一阵子。

高中毕业前，我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，工作后也一直住在家里，与父母天天见面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我调济宁工作，从此远离了父母。济宁离滕县县城老家只有七八十公里的路程，但在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和我的父母看来，却遥远得很。而且那时电话又极为稀罕，一般老百姓很难接触得到，远距离联系从来不会想到打电话。我记得刚到济宁不久，是写了封长信寄给父亲，报告我到新单位后的情况，以免父母担心。

我从县城一下子进入地委机关，自然一心只在工作上，想家的时候只能忍着。遇到星期天，别说不好意思去请假回家，即使领导准假，那时每星期一天的周末，还不够在路上折腾的。三四个月下来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就星期天去济宁邮电大楼挂拨长途电话。地委机关各部门都有办公电话，因公挂发长途，电话总机优先安排不说，还不用先交钱，记账即可，但谁都没想过要用它办私事。

我老家前面就是北关小学，校长办公室有部电话，我就花钱打长途电话到那里，通过与父亲相识的韩校长转达，约定时间让父亲或母亲在电话旁等候。挂长途电话，耗的是时间，要先登记，再由话务员呼叫转接，接通了才能去指定的电话间通话。如果线路忙，那只能在大厅里干等，有时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。通话时间按分钟计费，再说还有许多人在后面排队，接通后我只能匆匆忙忙地说，拣最重要的说。可只要能与父母说上几句，那心情便安稳了许多。后来我回滕县老家，听母亲说，接我的长途电话，那是父亲最愉悦的时光。

我到枣庄市委机关工作以后，在县城的三弟为母亲安了部座机电话，父母与我们在外的兄妹通话方便多了。三弟还给母亲买了个老年手机，让年迈的母亲享受一把移动通信带来的便利。父亲去世得早，诸多幸福尚未体验就告别人寰，这让我们子女越发想让老母亲不留遗憾。三弟家的侄子侄女将母亲的手机快捷键设置得极为简单，按我们兄弟姊妹的排序分别简化成数字顺序，让不熟悉手机功能的母亲方便拨打。母亲对这个手机爱不释手，却很少直接给我们打电话，都是我们打过去她接听。问她时她说，你们上班都忙得很，我又没什么事，打过去，你们接不是，不接也不是，给你们添心思干嘛！但我观察，母亲不论出门与否，那个手机也多不离身，生怕漏掉我们打过去的每一个电话。

母亲手机里的电话号码，是我们母子间的情感密码。有时候，我往老家打电话，她正在室外择菜，听见铃响就撂下菜筐往屋里跑。她是小脚，我们生怕她不小心滑倒，就与母亲约定，电话铃声响起，只要手机不在身边，那就不要慌忙进屋去接，由我们再拨打一次。这样，母亲就可以从容地回房间接听电话。这约定改变了母亲的习惯，电话座机旁的那个靠背椅几乎成了母亲的专座，她没事就坐在那里，只为接听我们的电话。也有时候，我们拨通以后光听振铃，却无人接听。座机拨完再拨手机，轮番拨下来，还是打不通。而越是打不通，我们就越是着急，生怕母亲一人在家有什么意外，就再拨打大妹的电话，让与母亲住得不远的大妹前去察看。母亲多年前摔伤髋关节，无奈做了人工关节置换。还有一次从室外步道上一脚踏空，造成脚踝肿胀。这种险情虽只属偶然，却足以让我们惴惴不安。时常在家陪母亲、这天有事外出的大妹随后回复电话告诉我，耳背的母亲摘下助听器正在卧室睡午觉，并没有什么其他状况。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下。

父母是我们生命与价值的源头，与我们的血脉和情感相通相融。与父母通话，不单是一两句问候那么简单，而是两代亲情的传递。岁月抹去了父母的归程，可路途这边的儿女却无时不牵挂着。母亲去世后，有几次，我明知打不通，还是不由自主地拨了出去。谁知有一次竟然有人应答，这让我瞠目结舌。惊愕过后我才明白，母亲的电话号码停用达到规定时间后，又被别人使用了。人去物在，尚能睹物思人，如今连她使用了多年的手机号码都不再属于她了，那种悲戚愈加让人摧心剖肝。母亲是真的不在了，可是母子亲情又让我异想天开：母亲还能再接我一次电话吗？哪怕只是一个虚幻的梦，也会让我满足一阵子。

理智告诉我，那的确是个虚幻的梦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母亲的手机号码完全从我的通讯录中删除了，但却怎么也删除不掉我对母亲深深的怀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