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侯贺奎

再过半月，分枝越来越密，藤蔓越来越长，那些枝叶渐渐地遮严土地，这时的田野，就有了生命力，远望，像一片片翠绿的湖面，轻风一吹，碧波荡漾。

进入农历三月，庄稼人要忙忙碌碌地栽植红薯（俗称地瓜）。一根根薯藤，扦插在土壤的垄墁上，半月就能长出一尺、二尺的藤条，再过半月，分枝越来越密，藤蔓越来越长，那些枝叶渐渐地遮严土地，这时的田野，就有了生命力，远望，像一片片翠绿的湖面，轻风一吹，碧波荡漾。

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田园景象。那时我还年少，亲历红薯种植的全过程，算是长了见识，开了眼界吧！

农家人知道，像禾谷类的小麦、玉米、高粱及豆菽类的农作物，它们的播种繁育靠一粒粒种子，只要适时埋入土中，就可冲破土层，生根发芽。而红薯却不同，它是靠着一根根藤蔓，年复一年地在大地上延续生命。在我记事的时候，红薯是我们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，它的生命周期大致经历留种——育苗——移栽三个阶段。留种，把当年收获的地瓜，精挑细选，然后轻拿轻放，小心翼翼地存入生产队的大屋窖进行恒温贮藏，以便安全越冬；育苗，次年开春，库存的地瓜通过人工二次搬运，转移到地炕上加温育苗。火从地生，暖从脚起，其热融融，红薯遇热发芽，很快就长出挨挨排排的藤蔓；移栽，清明节过后，农历三月下旬，正是春茬地瓜最佳栽植期。生产队长统筹安排，各路人马迅速出动，一望无际的田野，尽是忙碌的身影。几个年长的庄稼汉手持镢头，前脚挪一步，后脚跟一步，十分规则地在垄墁上刨埯，那株距不长也不短，正好三十公分。随后，增施农家肥，挑水浇埯，放置藤条，埋植抹平土墁。

人民公社时期，种植红薯就是最主要的农事活动，因为它是农民不可或缺的口粮，没有它，人就会挨饿，就难以维持生计。从把藤蔓栽到地上的那一刻起，庄稼人就眼巴巴地看着它成长，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一根根藤蔓上。

整个夏季，庄稼人对地瓜生长期的管理是不敢怠慢的，他们要把全部心血与汗水浇灌到黄土地里。当地瓜秧爬满坡，人们就隔三差五地下地干活。手中的杆子不停地翻秧，把藤蔓扎下的根挑断，这样有利于集中力量结大瓜。秧子翻过，去除杂草，防止与地瓜争养分。当炎热而漫长的夏季过后，地瓜进入成熟期。农谚道：寒露早，立冬迟，霜降收获正当时。首场秋霜扫过，满地的藤蔓枝叶由绿变紫，由紫变黑，一下子就蔫巴了，垄上垄下，全是干裂的口子，从裂缝中可清晰看到下面的红薯，看到新的希望所在。

地瓜收获季，大约一个月时间。从田间运到村里，一部分入库大屋窖，一部分留在地里做成瓜干，剩余一小部分才分配给农户食用，当作过冬的口粮。等待地净场光，各家各户的孩子们挎着杈头下地捞红薯。他们手执小镢头，在凉飕飕的秋风中刨啊，翻啊，一遍又一遍，把落下的地瓜一个个找回来。从秋到冬，再到来年春天，田野里尽是青少年弓腰驼背的身影。他们的劳动所得，无疑是在帮助家人补给短缺的食粮。

时过多年，我仍对红薯心存感恩。追根溯源，终于知道了红薯的前世今生。原来，红薯之父陈振龙才是中国引种红薯第一人。有关资料记载：明万历年间，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有个名叫陈振龙的读书人，科举不第，转而经商，往来于福建和吕宋（即菲律宾）之间。在吕宋，陈振龙发现红薯藤随栽随活，就截取了几尺茎叶，切成小段，想把它带回福建。当时吕宋明文规定禁止红薯出境，陈振龙便把薯藤编到缆绳里，经过七天七夜航行，在万历二十一年五月下旬带回福建厦门。陈振龙在自家试种成功，后请求官府推广。

清朝时期，陈振龙的五世孙陈川桂，于康熙初年将红薯引种到浙江，他的儿子陈世元又带着晚辈赴河南、河北、山东等地推广，红薯种植面积达到一亿多亩，成为仅次于稻米、麦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。一根薯藤拯救了中国三亿多人口。

古有陈振龙，今有袁隆平。杂交水稻之父，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袁隆平，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，把毕生精力用在了杂交水稻的科研攻关上，水稻亩产超过1000公斤，养活了半个中国的人口。他还向亚洲、非洲一些国家推广杂交水稻三千万亩，靠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，为粮食生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这就是一根红薯藤的力！一颗种子的力！

当富思贫。让我们还是要好好珍惜一粒粮，节约一粒米吧！